| Description(描述) | 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隨著翻譯研究領域的文化轉向,越來越多的學者將研究視角轉移到了翻譯與社會、經濟、政治等外部因素的聯系上,于是“意識形態”、“贊助人”、“操縱”、“改寫”等術語一躍成為研究者們熱衷討論的關鍵詞。不可否認,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使譯學研究擺脫了傳統語言學研究范式的桎梏,為其注入了新鮮的血液。但這種離心式的研究方法在拓展視野的同時,也在逐漸剝奪翻譯研究的本體,使之淪為了文化學與社會學的附屬學科。而在當前這種泛意識形態傾向的氛圍中,翻譯中的詩學研究也成了鮮有學者問津的“灰色地帶”。鑒于此,本文將翻譯研究的視角由外部因素移回到內部因素,從翻譯與詩學的關聯入手,通過文學翻譯的個案研究探討了翻譯過程中譯者與作者詩學的對話現象,希望藉此引發更多學者對翻譯研究中詩學這一本體因素的關注。本文以著名詩人、散文家、文學評論家和翻譯家余光中先生對海明威作品TheOld Man and the Sea的翻譯為個案,分別從微觀與宏觀兩個層面考察了“文學”譯者余光中與“反文學”作者海明威在翻譯過程中的對話。作者通過分析余光中與海明威各自的詩學觀,發現二人的詩學主張各有異同：二人均強調語言表達的簡潔凝練；在句式運用上,海明威以短句為主,偶爾穿插長句,.余光中則“以詩為文”,講求句子長短交錯,可謂殊途同歸。但海明威行文力求通俗易懂,余光中則在作品中包融了較多的文言與典故,固然精簡了字數,其語言卻未完全口語化。整體觀之,海明威作為現代主義作家的代表,力求通過細節的真實展現生活的本質面貌,余光中的譯作在重現海明威風格的同時也展露了詩人浪漫抒情的特質。在翻譯The Old Man and the Sea時,余光中并未隱于海明威之后,也未喧賓奪主,過分彰顯自己的“文學”主張,而是藉由翻譯這個對話過程,通過詞匯的文白相輔、句式的多元變換、印象與山水派畫技的完滿調和、力與美的水乳交融等手法將自己的詩學觀與海明威的詩學觀融為一體,使其譯作呈現出“文學”與“反文學”兩種原本截然相反的詩學觀融合共生的特殊面貌。本文結合詩學研究的相關理論,對海明威和余光中的詩學觀作了詳細的對比,對兩種詩學觀在翻譯中的對話作了詳細的剖析,揭示了文學翻譯的本質,在一定程度上彌合了余光中翻譯思想和小說翻譯實踐之間的研究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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