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escription(描述) | 由于語言、文化、歷史的巨大差異,古典漢詩英譯的可譯性問題歷來就是譯家爭論的焦點。從詩學、美學和譯介學角度切入,運用種子移植和創造性叛逆理論可以有效地擴張古典漢詩的可譯性。翻譯視域內,中國古典詩歌可譯性問題有其歷史淵源和理論框架。可譯性及不可譯性問題緣起于對兩種語言、文化構建的差異化認知與對詩歌翻譯標準的不同把握。詩歌的本源和詩歌翻譯的本質屬性決定了詩歌翻譯應該遵循開放性、創造性原則,中國古典詩歌的翻譯歷程對此予以了最好的證明。辯證地看,古典漢詩的可譯性問題發端于其不可譯的理論,因此必須對詩歌不可譯的理論構成進行分析并予以系統分類。詩歌不可譯性(或抗譯性)主要來自語言和文化兩個方面。古典漢詩的詩性語言特點有三:情感載體、重聲攜韻、含蓄凝練。詩歌主題和形式關系密切,導致翻譯過程中“意、聲、形”三美不可避免地部分流失;其獨特的詩性文化體現在歷史、地理、宗教三個方面,迥異于西方文化。對不可譯性的系統分析和把握主要是為研究詩歌的可譯性提供理論參照。詩歌的可譯性植根于一個基本事實:人類語言、文化、思維的同質性遠大于異質性。人類工作、生活、情感中的相似性遠遠多于相異性。隨著人類文明在各個領域排山倒海般的全球化和現代化,語言、文化在相互接觸、沖撞和影響的過程中日益趨同、融合,其同質內核得以強化和擴張。這一進程同化、弱化了不同文明間的差異和隔閡,簡化并易化了相互的理解、接受甚至欣賞。很多曾經被認為不可譯的文化現象,如今都已經是可譯的了。正所謂“海內誰不知耶穌,世人誰不曉佛陀”。在這一背景下,詩歌的可譯性也自然而然得以強化和擴張。鑒于文化在古典漢詩的可譯度方面構成的困難更為巨大,必須對其進行系統分類分析并深入探討文化可譯性基石——“文化共核”。只要處理得當,古典漢詩的詩性文化在歷史、地理、宗教三個方面都是可譯的而且可譯度很高,文中引用的若干詩歌,曾被認為是古典漢詩詩性文化不可譯的證據,如今這些詩歌都已經有了成功的譯本,這就有力地證明了問題不在于詩性文化不可譯或可譯度不高,而在于翻譯研究和翻譯技巧的缺位。擴展古典漢詩的可譯性體現在語言方面,主要是對措辭、句法、格律和典故的分析與把握。古典漢詩常用單音詞,詞義繁雜,詞性不定;句法更是多變,省略形式比比皆是;有世界上最為嚴格的格律要求,用典的傳統更是根深蒂固。綜合運用多種譯詩技巧,如文化置換和美學補償,可以成功擴展古典漢詩語言層面的可譯性。在擴展古典漢詩可譯性方面,“種子移植”理論助益良多。這一理論的提出者蘇珊·巴斯內特認為,詩歌翻譯的任務是“拆散”原詩的語言材料,然后在目的語中“重組”這些語言符號;譯詩并非復制原文,而是創作相似的文本,是“種子移植”。盡管承載原有的基因,種子移植并不等同于克隆,種子必須重新栽種、發芽、開花、結果,而且結出的果實會有所不同。譯者的任務就是提煉出承載原詩精華的“種子”,尋找適合的土壤,配以合理的方法予以栽培。這一理論極大地沖擊了原有“無限忠實”的翻譯原則和對“忠實”無止境追求的翻譯實踐。因為明確提出了翻譯就是再創作并為此正名,“種子移植”非常適合源語和目的語差異巨大的中詩英譯。“種子移植”理論是“創造性叛逆”的自然延續。詩歌翻譯,尤其是古典漢詩英譯之難人所共見。克服譯詩困難的前提就是要鼓勵譯者放開手腳,必要時大膽實行“創造性叛逆”。古典漢詩譯者對原詩的適度背離甚至叛逆既是允許的,也是必須的。創造性叛逆是如同光譜的連續體,不同的譯作不位于也不應該位于同一位置,但是所有譯作都未曾脫離光的母本——太陽。傅雷認為:“唯有不同種族的藝術家,在不損害一種特殊藝術的完整性的前提下,能灌輸一部分新的血液進去,世界的文化才會越來越豐富,越來越完滿,越來越光輝燦爛。”古典漢詩的可譯性必須予以擴展,這就要求我們承認并正視翻譯難點。但克服翻譯困難不等同于逾越翻譯界限。譯者的身份決定譯者如同風箏,可以和原作有一定距離但不可以飛離原作,否則就偏離了翻譯的基本準則。辯證地看,所謂“創造性叛逆”,“叛逆”和“創造”都是為了更好地“譯”,出發點和歸結點都是“譯”而非“創”,“創”只不過是手段和方式而已。林紓譯作中的“創造性叛逆”現象比比皆是,但是并未脫離原作的藍圖,由此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反觀龐德,余光中先生說龐譯唐詩中一些譯作“借李白之口,舒龐德之情”,此為“叛逆性創造”。在這種情況下,“譯”為名,“叛”、“創”為實,原作不過是給所謂的“譯者”提供了一些材料和靈感罷了。盡管這樣的所謂“譯作”同樣具備譯介學價值,但是已經脫離了翻譯的“安身立命”之本。如果說詩歌翻譯是翻譯藝術的王冠,那么古典漢詩的英譯就是王冠上璀璨的明珠。從某種意義上看,古典漢詩英譯是東學西漸的發端和頂點,曾直接導致了西方意象派詩歌的興起。打碎古典漢詩英譯的桎梏,承認其創造屬性,綜合運用多種策略適度擴展其可譯性限度,這顆明珠才能更加光彩奪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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